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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皇岛中绿传销:经理说真话就会被“隔离”处理

传销组织“中国商务商会”印制的传销手册。 新京报记者 吴江 摄 2016年底,吉林人张凤兰在海南的生意失败,经过朋友的介绍,她来到秦皇岛考察项目,想另谋生路…

卧底“中绿传销”:投2900赚130万的骗局

传销组织“中国商务商会”印制的传销手册。 新京报记者 吴江 摄

2016年底,吉林人张凤兰在海南的生意失败,经过朋友的介绍,她来到秦皇岛考察项目,想另谋生路。

根据张凤兰描述,在当时推荐人于光明的鼓动下,她了解到拉人头致富的赚钱模式,后来她发现进入的是传销组织。“一开始投了十几万进去,想赚回来,就跟着做了,”张凤兰回忆,于光明和其他几个经理建立资金盘后,开始疯狂拉下线,“一个月不到的时间,就拉了200多人。”

被“隔离”的传销经理们

后来,有记者卧底进入“中绿”传销组织,于光明手中的一条线被执法部门端掉。“他开始低调一些,让没被抓的人分散居住,”张凤兰说,为了避免再次被打传办查处,于光明制定规则,“一套房里的居住人数不要超过五个,有人敲门不要开,必须电话通知后才开门。”

进入平台两年,张凤兰前后总计投入了60多万元。自己也曾拿到过钱,但是并没有超过投资的成本。后来,她发现她所带领的下线越来越多,“很多人赚不到钱,有闹离婚的、有妻离子散的、有失踪的、有想自杀的。”张凤兰意识到,“这个平台最大的危害是在伤害人的思维,创造更多的‘难民’去满足金字塔顶端的人。”

根据张凤兰回忆,今年6月,她约于光明在秦皇岛一家酒店见面,谈准备离开传销组织一事。因为投入巨额成本,张凤兰想让于光明退总投资成本的一半,30万元。

“一开始,他(于光明)是答应的,”张凤兰描述,“后来再联系于光明就没信儿了,电话也不接,人也找不到。”

张凤兰被“隔离”了。

辽宁人宋华芳也是“经理”之一。她在2016年底来到秦皇岛,加入传销组织。在将儿子结婚用的30多万元投入进去后,到目前为止,宋华芳一分钱也没收到。

她曾找到过于光明夫妇理论,“为什么平台没按照规则给她发工资。”宋华芳回忆当时的情景,“他(于光明)们夫妻二人一开始说给我查账,到最后直接失去联系。”

114页的《分享经济运作流程》

作为曾经的组织最高职级“经理”之一,张凤兰参与过洗脑话术的编写,“洗脑的资料是经理以下级别的人不能看到的东西,那里面记录了从邀约到骗人交钱的整个环节。”

张凤兰说,洗脑话术又叫做《分享经济运作流程》,分为上、下两册,洗脑话术由A4纸打印,全卷共114页,封面是圆梦园公园大门照片。

新京报记者翻阅洗脑话术发现,上册主要包括“分享经济”、“分享经济运作流程”、“分享经济运作宏观概述讲稿”、“制度讲稿”、“考试题”等十四个章节。在这些章节里,均被冠以“国家政策”、“暗中扶持”、“打造7亿中产阶级”等词汇、语句作为骗人幌子。

在《分享经济运作流程》一章节中,新京报记者发现传销组织对“见现实”的解读为:现实求证,成功人士现身说法,包括去茶楼、酒楼小规模交流以及酒会,与成功人士分享。“这一切都是被安排好的,”宋华芳说。

“中国商务商会”传销组织在邀约新人来的时候,需要设计谎言。在洗脑话术中,提出明确要求:根据邀约的方式不同,设计不同的揭谎稿,话要适度,以揭谎对方能接受,能使对方快速地稳定下来为上,语言不能急,要流畅巧妙。

而在下册中,传销组织设计好了“开课”、“主持”、“带人”、“公司的四大杀手”、“运作模式”等23个章节。

新京报记者翻开“主持”章节内容发现,上面记录的问答式话语与在卧底期间经历的宴会上如出一辙。甚至连“经理”们讲话的内容也是照搬洗脑话术上的内容作为模板。

“说到底,这些传销组织的唯一目的就是想让新人交钱,自己赚钱,至于下线,连哄带骗。” 中国反传销协会会长李旭说。

 

难觅踪迹的传销高层

张凤兰和宋华芳表示,她们在对“平台”提出异议后,均被平台“拉黑”。

她们想去找于光明理论,想讨回自己投资的巨额资金。“但是一次次地被拒绝,到现在,人都找不到”。

新京报记者在卧底期间发现,本该是全体新老成员参加的酒宴,张凤兰和宋华芳均未出席。“他让手下的人不要通知我们,让我们和他断开联系,有什么活动也不告诉我们。”宋华芳称,她和张凤兰一样,失去了平台的联系,也无法找到于光明,两人加起来的近100万元全打了水漂。

于光明和王建华有意阻止张凤兰和宋华芳参加活动以及各类会议。这在新京报记者卧底期间得以验证。10月25日下午4时,当刘文君提出想去参加在首旅京伦酒店召开的酒宴时,被王建民和王建华兄弟四人拒绝。王建民私下告知刘文君,“如果你要去的话,大家都去不了。”

“他们(王建华四兄弟)知道我和她们(张凤兰和宋华芳)有联系,所以提防着我。”刘文君说,于光明在躲着她们,“生怕她们惹出事端,导致窝点被端”。

没有人知道于光明和王建华的具体住所,只是每当有超过两个新人加入“平台”时,他们才出现在“洗脑”的会场上。

记者卧底期间,王建华曾表示于光明是大连城建局的干部,但记者核实,大连城建局根本没这个人。

“经理们所有的行动都是临时通知,没有规律,”宋华芳说,自从上次被中央电视台曝光后,于光明等人就换了住所,“现在住在哪里,根本不知道”。

“李欢事件”后,“每次进来一个新成员,王家那几个弟兄就会在趁人不注意的时候翻人家带来的行李,还会检查新人的手机,”刘文君说,这是为了预防记者和公安的卧底。

10月23日上午,新京报记者卧底进入上述传销组织。在外出购买洗漱用品的近一个小时后发现,记者放在王建民家里的包裹被挪动位置,包里的衣服存在被翻动的痕迹。

升级换代的传销方式

随着国家的不断打击,近几年来,南派传销将这套“纯资本运作”传销变种为“民间互助理财体系”(燕郊传销组织的一种模式)后,又在秦皇岛变为“分享经济”。“中绿”传销组织又把43500元的入门费用,降低到一单2900元和满单(15单)43500元的模式,从而形成了投资成本更低的新型变种传销。

在这个传销系统里,不限制人身自由、严格控制扰民,绝对不发展本地人,参与者又能自由消费。这些不同以往的传销手段,都能让传销者不断地拉来新人,而不被发现,也正因为这样的一个管理模式,王建民和其他人将这个定义为“透明的分享经济项目”。

很多受害者被洗脑后,一步步地变成“加害者”。

在传销里面的小头目,都是曾经的受害者。他们有双重身份,既是受害者,又是加害者。在没有洗脑之前,他算是一个受害者。当他被洗脑以后,他也从一个受害者变成了一个加害者了。

打击传销的法律门槛太高,处罚太轻,取证非常困难,传销组织屡打不绝。按照现行法律规定,对参与传销的人是以批评教育为主,顶多就是遣散。遣散是解决不了问题的,他被洗脑了,执迷不悟,你打不散、赶不走。治标不治本。除非抓头目,摧网络,把头目抓了,自然底下就散了。

(文中涉传销人士均为化名)

新京报记者 游天燚 实习生 张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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